吴伯通昨天傍晚就已经阅完余姚生员的卷子。
一轮巡考下来,他要把浙江这数千名在校生的答卷过一遍，工作量不可谓不大，不能怪有些提学官会懈怠分类工作。
等到这日清早坐在余姚县学之中,吴伯通心情还是有些复杂。
提学官巡考到底不比乡试正式，糊名誊录这些程序是不必走的，所以吴伯通这个阅卷官可以一眼扫见卷头的姓名。
好奇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哪怕知道作为阅卷官应该少关注学生身份，多看看学生的才思,可每次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卷面，吴伯通也还是忍不住先看一眼姓名。
昨日吴伯通接连批到几份写得狗屁不通的答卷,正不满着，忽见下头是一份答得工整秀逸的卷子。他把那份答卷抽出来一看，才发现卷头写的居然是“王守”三个字。
这不就是他打算重点观察的王家小神童吗？
光看这手字倒是下了些功夫的，比各县许多生员都强。
只不过这也只是门面工作而已，从小泡在翰林院读，又有吴匏庵那样的老师,他能写出一手不错的好字不算太稀罕。
吴伯通按捺下夸赞哥儿这位小神童的想法,开始细读哥儿的《四》义。
这是每个考生都要写的题,在来到余姚县之前,吴伯通已经看过将近两千份。
哪怕出的题不尽相同，辞大多也是相通的，像他这种在教岗位干了二三十年（连回乡守制期间都起了家院讲学）的老手来说，只需扫个两三眼就能确定答卷写得到底好不好。
这次吴伯通却不由自主地把手头的答卷细读了一遍,只觉就目前读过三四十份答卷之中这份《四》义当属最佳。
只能说不愧是由几位翰林名师教出来的学生。
吴伯通没能在手头的《四》义答卷挑出什么问题来了,不由拿起底下的《五经》义接着读。
《春秋》之所以不好考、选的人特别少,就是因为按照《科举成式》的规定，考生要把《春秋左氏传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谷梁传》都通读一遍,再全面了解后世张洽、胡安国他们集注或重校的内容。
《春秋》本经约莫只有一万六千多字，偏偏左氏、公羊、谷梁三家都曾根据自己的见闻、理解或者政治需求为它作“传”。
“传”这种体在当时是很流行的，像孔子为《易》作《易传》，就是用自己的理解给古籍作注释。
当时不管是技术还是知识大都是通过口授一代传一代的，有些学生听听就算了，有些则会用心记下来回家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，偶尔也会出现个有恒心、有学问的学生或学生后代会把这些课堂内容整理成。
在这个传授、记忆、理解、转述、整理的过程中，总会因为种种原因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。
于是《春秋》这节曾经由孔子弟子子夏开讲的春秋末年公开课，就有不同版本、不同倾向、乃至于不同时代的课堂笔记流传下来！
这些动手整理课堂笔记的人生平经历各不相同、人生追求也各不相同，以至于他们听到的说法以及对事件的理解可能相差极大。
也就是说，这一经不仅教材贼多，内容还可能自相矛盾，就问你敢不敢考！
所以不管是从阅读量来说，还是从分析理解能力来讲，敢选修《春秋》都是个很有挑战性的决定。
毕竟这一经就算你答得再好，主考官要是不修《春秋》，对你的卷子也是持保守意见的。
万一是主考官自己都不大理解的内容，点评时出了岔子岂不是闹笑话了？还不如少评几句、少夸几句，多说多错，少说少错！
吴伯通倒是没有这个烦恼，他从小过目即诵，又有多年的教经验，《五经》都是学通了的。
只是方才看了一堆《礼》义，乍然读到篇《春秋》义还有点不太适应，故而他再次放慢速度细读起来。
这次的考题不难，考的是“社稷是养”，出自《左传》中晏子不死君难一段。
讲的是齐庄公跑大臣家跟人老婆偷情，被大臣愤而弄死了。
当时有人悲痛地自杀殉君，作为齐国大夫的晏子也被询问要不要追随国君去死。
“君民者，岂以陵民？社稷是主！”
“臣君者，岂为口实？社稷是养！”
“故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；为社稷亡，则亡之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