柴宗训微微颔首，沉吟片刻后，道：
“二位爱卿，如今我大周经济发展迅速，为促进社会中工商业的发展，从民间广为录用相关人材进入朝廷效力，朕想在明年的科举中增设两科，为“商科”和“工科”，二位爱卿以为如何？”
大周自太祖之时，便采得是“与民休息、发展经济”之策。
至太宗时，因太宗出身大商人世家，深知商业对国家经济生产的巨大作用，对商业极为重视，因而采“农商并重、区别纳税”之策。
柴宗训继位后，更是推行力促商业之策，这九年来，不说大周商业比之太宗时繁荣了十倍，5倍是一点问题没有的。
李涛和王著二人皆是实干才华满满的社稷之臣，亦深通财政经济之道，听完柴宗训所说，立刻明白皇帝想制度化提升工商在大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用意。
李涛道：
“陛下圣明。
我中华历史上，曾有过多次全社会重视工商，商业兴盛的时期。
譬如“商人”一词来源的殷商时期，几乎全民经商，社会氛围宽松自由。
春秋战国时工商业兴盛，吕不伟、秦清，皆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世家，其经济实力足以改变当时天下大势和走向。
再如汉朝的“景之治”，朝廷崇尚“黄老之学”，主张无为而治。官府轻徭薄税，任百姓自由经营农业工商，乃能几十年内至汉武帝时的“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”。
可见工商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。
至汉武帝听信董仲舒一面之词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百家之学俱废，儒家只讲空泛道德、只论如何做官的“学问”大行其道，罔顾民生和生产，以致社会停滞不前，每个皇朝皆逃不过“勃兴、治平、腐化、乱亡”的周期。
其根本原因便在于人性贪婪下的贫富两极分化：富贵者穷奢极欲，贫贱者食不果腹。
陛下想要开“工”“商”二项科举，制度化提升工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，真乃圣人之举，功在民族！
只是臣以为，虽然自唐代以来，工商业有了长足发展，但仍应先在全国士林间，开展一次大辨论。
使重工商的理念深入臣民之心，庶可将陛下开“工”、“商”二项科举推行起来。”
王著道：
“陛下，臣赞同李相所议。
大事必作于细，难事必作于易。若不先在士林间推动重视民生、重视工商的理念，臣恐陛下虽推行“工”、“商”科举，仍不能持之长久。”
柴宗训听罢大喜，心想：
“我中华这时代，可称才俊倍出！唐代及朕前世时空的宋代，商品经济本已大为发展兴盛，只因武德不兴，中华尚武精神被赵逆打压，致沦亡于野蛮异族。
朱重八驱逐鞑虏，是为汉人的最后一次武风再兴，可惜的是，贫农出身的老朱把整个大明弄成了一个“大农村”：只重农业，极为打压工商业。
致科技、人进步迟缓，使中华迟迟不能从农耕社会进入商业社会，最终竟沦入被满清蛮夷奴役之悲惨结局！”
柴宗训道：
“二位爱卿所说，在士林间展开一场“重民生重工商”的讨论，非常必要！
此事事关我大周社稷、民族未来，朕便将此事交给二位爱卿。待二位爱卿在全国广集贤才，准备妥当后，朕便在朝堂上组织一场大辨论。”
李涛、王著二人应诺后，第二日便开始了准备事项，派出人手在大周境内广邀认同重工商的贤才、名士。
十二月六日，汴京今年的第一场雪从天空落下，时近开熙十年的除夕佳节，汴京百姓和皇宫中，都开始为新年除夕准备了起来。